铭记历史才能砥砺前行。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进一步铭记抗战历史、赓续红色血脉、弘扬抗战精神，故城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县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局深入挖掘县内抗日战争故事，在“衡水故城检察”官方微信公众号开设【抗战烽火 家国记忆】栏目。 本栏目将通过连载县域内抗战故事，以检察视角，回顾抗战中对正义的捍卫、对民众权益的守护，能让我们更深刻理解今日检察工作的初心——传承那份在艰难岁月中不曾动摇的法治信念与责任担当。通过挖掘这些带着乡土气息的抗战记忆，既能让家国情怀在具体叙事中落地生根，也能让检察人在回望历史中汲取力量，更好地践行新时代的使命。 作者刘志坚，男，1912年生。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副主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委一局副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第十纵队政治委员,桐柏军区政治委员兼第十纵队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为进一步打开冀南抗日局面，1938年5月2日,徐向前副师长和我率领七六九团、六八九团和第五支队抵达冀南腹地-南宫县。与先期到达这里开辟工作的一二九师东进纵队汇合一处,确定了继续发展和扩大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在此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平息了南宫六离会叛乱，收编或改编了冀南各县的地方游击武装,并在香城固组织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消灭了日军一个中队计300余人，缴获山炮一门，步枪百余支。于是我军声威大震,冀南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东到渤海边,西至平汉线，北到衡水、阜城，南到濮阳、滑县，所辖范围，囊括了冀、鲁、豫三省50余县广袤区域。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我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有100多个团参加的“百团大战”。为配合这次战役，冀南军民对郑大、德石、平汉等铁路及敌人的公路网展开了连续大破袭，使敌人的主要交通线停运一个多月，并摧毁了敌人的大量碉堡和据点，给敌伪以极其沉重的打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日益巩固和发展，尤其是“百团大战”的光辉胜利，更加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军队的威望,致使日本帝国主义连连惊呼:“华北应有再认识。”于是增兵华北，决定对华北解放区实行“更大规模地报复作战”。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冀南的抗战形势日趋恶化，日寇占领了冀南地区的全部县城和一些大的村镇，日寇铁蹄踏处，安据点、修炮楼、挖壕沟、筑封锁墙，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与“三光政策”。同年底我去北方局开会，由于日寇对太行山进行大扫荡，北方局会议没能开成，不到半月的时间，我就带着去太行山学习的随营学校学员千余人和部分干部回到了冀南。当时敌人正在修从清河县王官庄到南宫县大高村的“王高”公路。这条公路修成之后，将对我抗日根据地造成很大威胁。经研究部署，由新七旅的十九团、二十团、二十一团,并组织数万群众在1941年3月30日，开始发起了一场规模较大的“王高”公路破袭战。经过三天三夜激战，利用以前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三八式”野炮，连克16座碉堡。打垮了高德林的102、104两个团，毙敌 500余人，俘虏敌人450余人，缴获轻机枪27挺，步枪500余支，子弹数万发。在八路军的掩护下，沿路各县的民兵将“王高”公路破击的支离破碎，拔掉了沿线所有据点。这一年秋季，我们连续组织了三次破击战役，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942年，敌人对我冀南根据地扫荡更加频繁。冀南平原上的抗日斗争,比起过去任何一年都更为尖锐复杂，激烈而残酷。一年中日伪对冀南根据地的“扫荡”、“合围”、“清剿”，袭击达737次。其中以两千至一万以上兵力进行“合围”的就有13次。在“四·二九”、“六·一一”、“九·一二”三次较大规模地扫荡中，尤以“四·二九铁壁合围’的规模最大。年初,由于我们对整个形势及敌后平原斗争环境的认识不深刻，估计不足，没有预见性，未从最艰苦的方面进行准备，斗争知识与经验不够丰富,以及对党及上级的指示了解不深刻,因而在敌人残酷地进攻下,使我们受到较大的损失。“四·二九”前后，冀南抗日根据地大大缩小了，我较大的数十块根据地，被日寇“分割”、“蚕食”为数百块的小块游击区，威县至邱县南北10余里，东西30里的根据地，算是较大的一块。在有敌人的碉堡、炮楼、公路、据点组成的“格子网”里，我们活动起来很困难，一个团在一起活动不行了，便改为一个营，一个营还是不行，便又改为一个连,有的干部换上了便衣。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我们的机关由上千人减到五、六百人，最后减到二、三百人。当时连年灾荒，先是旱灾，后闹水灾，还有蝗灾，在天灾敌祸的双重威胁下，人民群众生活苦不堪言。我们党、政、军干部和战士也同样处在食不果腹的半饥饿困境之中，为我们开展抗日斗争活动造成了极大困难。“四·二九”后，我冀南区党委和冀南军区立即对形势作了分析研究，于5月4日分别发出《反对敌人蚕食政策》及《打开冀南严重局面》的指示。将正规军三分之一分散到各县,以营为单位进行游击战争,以促进形势的迅速好转。区党委于5月30日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冀南形势与学习北方局及一二九师指示，制定冀南斗争方针。确定:以政治斗争为主，以军事斗争为骨干，克服对敌人斗争的右倾思想，努力发展游击战争,加强民运工作与统战工作，完成财政增收工作，紧缩上层领导机关，加强县区独立工作能力。这次会议是冀南局势转变的关键，也是转变的开始。总之，冀南1942年的斗争，比过去任何一年都更尖锐、复杂而残酷,敌对我大块根据地施以“蚕食”、“分割”，对小块根据地则企图“鲸吞”消灭。我们则积极地开辟敌占区、边沿区的工作，创造和坚持小块根据地，以粉碎敌人的阴谋。冀南军民全年进行大小战斗2400余次(冀中我之进攻战斗包括破击共1676次)。攻克城镇5个，据点72个，毙伤日军千余人，毙伤、俘虏伪军70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0余支,机枪50余挺及大批军用品。敌人“蚕食”之地区大部分被我夺回，并开辟了一些新区，我之活动地区比过去增大了许多。到了1943年夏季，冀南的形势进一步好转。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冀南军民团结奋斗，终于度过了八年抗战中的最为艰难残酷的阶段，迎来了胜利的曙光。范面对强敌，刘志坚同志带领战士们以无畏勇气与灵活战术突破重围，彰显出坚定的革命信仰与担当。
作为检察干警，我们要传承这种精神，在办案中坚守法治初心，面对复杂案件迎难而上，以较真碰硬的态度维护公平正义，用实际行动践行司法为民使命，让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在新时代检察工作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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